搜狐娱乐讯 北京时间12月28日消息，与马丁-斯科塞斯多次合作的老牌演员弗兰克-阿多尼斯去世，享年83岁。据其妻子称，他长期患病，一直靠呼吸机维持生命。

阿多尼斯电影处女作是1971年的《法国贩毒网》，他在大多数电影里都担任配角，与斯科塞斯合作了《愤怒的公牛》《好家伙》《赌城风云》等电影，其他作品有《狼人就在你身边》《华尔街》《坏中尉》《教父之祖》《真实罗曼史》《黑道家族》《法律与秩序》等。返回搜狐，查看更多

直播吧10月12日讯 据太阳随队记者Duane Rankin报道，球队已签下自由球员阿多尼斯-阿姆斯和萨本-李，但他并未透露合同细节。

在此前官宣的一笔交易中，爵士送出博扬-博格达诺维奇，从活塞得到奥利尼克、萨本-李和现金。10月10日爵士将他裁掉。

21-22赛季常规赛，李为活塞出战37场，场均出场16.3分钟，得到5.6分2.4篮板2.9助攻1抢断，三分命中率23.3%。

阿多尼斯-阿姆斯，今年24岁，身高1米98，体重93公斤，是今年的落选秀，来自德州理工大学，21-22赛季场均能得到8.6分4.4篮板2.8助攻。他此前曾与掘金签下一份Exhibit 10合同，在10月10日被裁。

20世纪人本主义哲学家艾瑞克弗洛姆（Erich Fromm）在其名著《爱的艺术》中写道：“人——所有时代和生活在不同文化之中的人——永远面临同一个问题，即：如何克服孤独感，如何超越个人的天地，实现人类的大同。原始时代的洞穴人、游牧民族、埃及的农民、腓基尼的商人、罗马的士兵、中世纪的僧侣、日本的武士、现代的职员和工人都有这个问题。……人可以通过信拜动物、祭人或军事掠夺、奢侈享受、清教徒式的节制、狂热的工作、艺术活动和创造性的劳动，通过对上帝和他人的爱情作出自己的回答。”是的，唯有孤独亘古如新。它穿越不同的历史、不同的种族、不同的地域，在俄狄浦斯意志与命运的抗争中，在中世纪沙漠僧侣的苦修中，在初唐诗人陈子昂登楼远眺的悲歌中，在帕斯卡尔阅读蒙田《随笔集》的战栗中，在马尔克斯描绘拉美百年长卷的魔幻中，在新媒体虚拟界面的群体性狂欢中……孤独无处不在，无时不有，让人着迷又令人恐惧。一言以蔽之，孤独是人生的底色，是创造的动力，是社会的镜面，是文明的注脚。

人的孤独，源于自我意识的诞生。这个自我意识会追问一个问题：人到底是什么？更进一步，人的自我究竟是什么？公元前5世纪，古希腊的悲剧作家们开始思考这个问题，在索福克勒斯的《俄狄浦斯王》中，这个问题被推向一个极致。剧中，主人公俄狄浦斯从出生（甚至尚未出生）到死亡，弑父娶母的命运就像影子一样跟随着他，命运不仅让他成为弃儿和流浪者，还让他成为社会伦理秩序的破坏者、国家灾难的制造者。俄狄浦斯既被排除在伦理秩序之外，又被伦理秩序所束缚；他既不能置国家命运于不顾，又不能置个人生命于不顾；他既不能发泄不满或怨恨，又不能诉说委屈，哀叹命运。总之，俄狄浦斯从出生开始就注定会置身于一种绝对孤独、毫无依傍、不可选择、无处逃避的处境中。

俄狄浦斯的孤独是他的个人意志与命运力量的抗争。从他得知自己的厄运开始，便坚持不懈地与之斗争，想方设法逃脱命运的掌控。为此，他悄悄离开皇宫，主动放弃安逸、富裕的生活，毫无目的地去流浪，在异国他乡寻找自己的存在之根。在真相一步步揭开后，俄狄浦斯不听众人的劝阻，坚持寻找引发“瘟疫”的真凶。当发现自己是凶手后，他没有犹疑和辩解，勇敢地请求承担罪责，实现自我放逐。在象征意义上，当俄狄浦斯刺瞎自己的双眼时，他的个人意志已然战胜了天罗地网的命运。在这场力量对比悬殊的不公平战争中，人展示了强大的力量，也凸显了彻底的孤独。

关于俄狄浦斯的悲剧故事，两千多年来一直迷雾重重，有着众多难以解答的疑问。比如，俄狄浦斯的父母明知儿子会痛苦终生，为什么还要生下他？既然选择生下他，为什么还要那么残忍地抛弃他？为什么在错误无法挽回的时候才得知自己命运的真相？为什么他越是反抗命运，越是更深地陷入命运的圈套之中？为什么他能猜中人面狮身妖的谜语，却猜不透自己的人生之谜？……对此，法国著名哲学史家让-皮埃尔韦尔南（Jean-Pierre Vernant）在《希腊思想的起源》中写道：“当人类企图像俄狄浦斯那样追根寻源时，他发现自己是一个谜，命途多舛，没有独占的领域，没有固定的立足点，没有确定的本质，摇摆于天神与禽兽之间。”换言之，俄狄浦斯的悲剧故事关乎的根本谜题是人到底是什么的问题，俄狄浦斯式的孤独归根到底就是人不能认识自我。

与索福克勒斯同时代的大哲学家苏格拉底曾说：“人是一个对理性问题能给予理性回答的存在之物。”这似乎很好地回答了人到底是什么的问题。按照苏格拉底的理解，“人被宣称为应当是不断探究他自身的存在物——一个在他生存的每时每刻都必须查问和审视他的生存状况的存在物。人类生活的真正价值，恰恰就存在于这种审视之中，存在于这种对人类生活的批判态度中。”应该说，俄狄浦斯是极具理性品质的人，正是凭借着自己的理性和智慧，他打败了斯芬克斯。同时，也是理性帮他找寻到危及国家命运的真凶，更是由于他的理性，让他残酷地惩罚自己，认清自己：他既是忒拜城的救星同时又是其灾星，既是本土人却似乎又是陌生人，既是母亲的儿子又是母亲的丈夫！他所有的理性和认识却导向一个结果：他不知道自己是谁！这正是俄狄浦斯式的孤独之源。

两千多年过去了，在认识自我的征程中，依然没有一个人敢说已经取得了完全的胜利。具有高度智慧的人类发明了语言和文字，创造了电脑和互联网，甚至更新了对于宇宙的认知，但对于自我本质的探索和认识，依然充满着种种的疑团和困惑。毫不夸张的说，一个21世纪的现代人，对于自我的认识并不比一个古希腊人或古印度人更加深入和透彻，尽管人类文明在过去的两千五百年间经历了不可思议的飞跃和发展。窃以为，俄狄浦斯式的孤独乃是一种存在性孤独，犹如一朵沙漠中的玫瑰第一次孤独地绽放于人类的精神世界，无论人类的文明发展到什么程度和阶段，也无论人类后来又经历了多少种形形的孤独，这一抹忧伤的暗红成为了每一个生命的底色，也构成了人类文明的底景。

中世纪的教义告诉我们应离群索居，远遁尘世，这样才可以获得救赎。比如中世纪神学所赞颂的骑士精神，就是只专注于来世，对现世的一切采取不屑一顾的态度。表面来看，中世纪应该是一个孤独横行的时代，但是上帝的强光让所有的一切都消失遁形，人的自我也不例外。按照中世纪托马斯主义的观点，上帝对人是命定的，人在上帝面前没有任何自由，人的灵魂获得拯救不是上帝的直接施恩，而是借助于教皇，并绝对地服从于教皇。于是，人被牢牢地禁锢在教皇的教义与教规之中，不得有任何违背，否则就将遭到宗教裁判所的严厉制裁。在古希腊悲剧时代第一次绽放的存在性孤独，被无处不在的上帝的强光所遮蔽，教会掌握着对上帝之书《圣经》的绝对解释权，任何的自由思考和批判意识都是不允许的，无数科学家遭受的种种迫害便是因为他们的科学发现与《圣经》的内容不符。

直到中世纪晚期（大约14世纪中叶），一场席卷欧洲的超级瘟疫——黑死病改变了文明的进程。在短短几年间，黑死病致使近2500万人殒命（成为全球流行病史的死亡数之最）。随之而来的，是农奴制度的崩溃和天主教会权威的动摇。著名历史学家威廉麦克尼尔（William McNeill）在其名著《瘟疫与人》中写道：“当黑死病暴发把濒临死亡的恐惧植入整个社会时，日常规范及习俗制约随之崩溃。人们开始蔑视教会和国家权威，寄希望通过苦修‘赎罪’，无数人用皮鞭或铁镣鞭打自己，却根本无济于事。”黑死病的后果不仅是大量神职人员的丧生，更是宗教信仰上的重创。教堂的钟声不停地为新的死者哀鸣，虔诚的人们开始怀疑，尽管光荣与苦难都是上帝的意志，但如果连上帝最忠诚的子民——教士与修女都不能幸免，那么听从教会的指导，真的可以得到上帝的眷顾吗？

蔑视、怀疑、挣扎、反思……这一切都彰显了中世纪晚期个体意识的重新崛起。彼时，一个人隐居在沙漠中苦修以寻求上帝的救赎，那是一种外在化的孤独，正如现代修道主义的倡导者托马斯默顿（Thomas Merton）所言：“人的孤独实际上是上帝的孤独”。此时，一个人在千万人齐念《圣经》时怀疑它的真理性，那是一种内在化的孤独，一种更加接近孤独本质的孤独。站在中世纪的十字路口，一位青年男子在一个明媚的春日成功登顶法国南部普罗旺斯地区的旺图山，这是他个人生命的重要时刻，也是人类历史的伟大时刻。他就是从“黑暗世纪”走出的第一人，同时也是“黑暗（中）世纪”这一深入人心的说法之始作俑者——意大利诗人、“文艺复兴之父”彼特拉克。站立高山之巅，俯瞰下界人间，彼特拉克倍感孤独，他想到了奥古斯丁，于是信手打开随身携带的《忏悔录》，正好看到第十章中的一段话：“人们赞赏高山大海、浩淼的波涛、日月星辰的运行，却遗弃了他们自己。”仿佛醍醐灌顶，彼特拉克顿时醒悟：原来，真正的高山，或者说真正需要认识和征服的对象，不是任何外界的有形存在，而是“我”的内心！

这种对自我的不懈求索贯穿了彼特拉克此后的一生，在他晚年致教廷派驻阿维农特使布鲁尼的一封信（1362年）中，彼特拉克自称“热爱知识远远超过拥有知识”，“是一个从未放弃学习的人”，甚至是一名怀疑主义者：“我并不十分渴望归属某个特定的思想派别；我是在追求真理。真理不易发现，而且作为一切努力发现真理者中最卑下、最孱弱的一个，我时常对自己失去信心。我唯恐身陷谬误，于是将身投向怀疑而不是真理的怀抱。我因此逐渐成为学园的皈依者，作为这个庞大人群中的一员，作为此间芸芸众生的最末一人。”在一生无止尽的学习、求索、怀疑和皈依的漫长历程中，彼特拉克体验到了最真切、最深刻的孤独，那种在过去将近一千年的历史中几乎遁形的孤独。

于是，彼特拉克冒天下之大不韪，发出了响彻历史和文明苍穹的呐喊：“我不想变成上帝，或者活在永恒中……属于人的那种光荣对我就够了，这是我所祈求的一切，我自己是凡人，我只要求凡人的幸福。”正是越来越多这样的疑问、困惑和呼喊，撬开了中世纪铁幕笼罩下的第一道曙光，以人为本的文艺复兴思想在佛罗伦萨被点燃，也为日后的宗教改革埋下了关键伏笔，所有这一切终将孕育一场现代性孤独的爆发。

如今，我们看到的如大规模瘟疫般流行的现代性孤独大约就起源于文艺复兴晚期。经过中世纪的千年压抑之后，西方文化开始重新聚焦主体性和自我意识，这一趋势在随后的工业革命时代愈演愈烈，人们纷纷离开了村庄和土地，开始进入作坊和工厂。存在了数百年的社区开始瓦解，作为现代文明标志的城市崛起了。不同于如宇宙背景辐射般永恒的存在性孤独，现代性孤独是人类文明进入现代性阶段之后的历史性产物，并在过去的几百年间如原子核裂变般爆炸蔓延，并迅速席卷全球。

随着文艺复兴浪潮的高涨、宗教改革运动的深入以及科学与宗教关系的此消彼长，现代性开始萌芽，蒙田的随笔、笛卡尔的哲学、帕斯卡尔的信仰构成了现代性的三大源头，它们代表了一个人面对自我和世界时的三种态度：我怀疑，我知道，我相信。由此，便演化出了现代性孤独的三张面孔。在不确定性开始蔓延遍布之际，笛卡尔试图以“我思故我在”找回确定性（只限于科学世界），并构建了理性主义为人类的知识大厦奠基，笛卡尔式的孤独确立了“自我反思是一切思想的源头，人是在思考自己而不是在思考他人的过程中产生了智慧”。这份植根于科学世界（不可避免地走向科学主义乃至技术主义）的孤独将一直延续到未来的人工智能时代，成为现代性孤独的强大源流。

帕斯卡尔则在深深地颤栗中皈依上帝的怀抱，面对充满不确定性的世界，他以“我相信”从宗教层面同样找回了确定性。然而，17世纪欧洲所经历的大规模宗教改革运动极大地打击了罗马教廷的统治，科学崛起而宗教式微似乎已成为一个不可扭转的趋势，身为杰出科学家的帕斯卡尔在阅读蒙田的《随笔集》时感到了深深的颤栗，这是一份挣扎于神学和科学之间的孤独，“几乎我们所有的痛苦，都是来自我们不善于在房间里独处；我们终将孤独地死去。因此，我们就必须好像我们是孤独者那样去做事情、生活”。这份帕斯卡尔式的孤独流遍甚广，无论是天才伟人还是凡夫俗子，都被其所笼罩。直到20世纪，科学大师爱因斯坦仍发出这样的感叹：“没有宗教的科学是跛子，没有科学的宗教是瞎子”。毫无疑问，跛子有跛子的孤独，瞎子有瞎子的孤独。

作为现代性源头的源头，蒙田以他普遍怀疑的精神对笛卡尔和帕斯卡尔构成了强有力的挑战。他创立了“随笔”这种崭新的文体，与塞万提斯一起开启了对人的存在可能性的伟大征程。不同于笛卡尔式的冷漠的孤独，也不同于帕斯卡尔式的绝望的孤独，蒙田将孤独看作一个完整的世界，一间属于自己的房间，他在《随笔集》中写道：“如果可能，我们应该有妻子、财产，尤其是健康。可是别要粘着得那么厉害，以致我们的幸福倚靠它们。我们得要保留一所‘后栈’，整个属于自己的，整个自由的，在那里，我们建立自己的真正自由，更主要的是建立自己的退隐与孤寂。……不必担心在这隐逸里会沦于那无聊的闲散，你要在孤独里自成一世界。”

这种将孤独视为一种自由和完整的生命的思想在蒙田的《随笔集》中生根萌芽，随着孤独在近代社会的散布蔓延，一种对孤独的世俗化的崇拜在18和19世纪流行开来，启蒙运动的哲学家们认为，文明生活的关键在于将社交与孤独恰当地融合在一起。更重要的是，这种蒙田式的孤独在后世无数天才身上展现了自身的威力——这种孤独观将孤独视为创造性的源泉。19世纪中叶，孤傲的哲学天才叔本华喊出了那句脍炙人口的格言：“要么孤独，要么庸俗。”以其一贯的冷峻和犀利的文笔，叔本华写道：“在独处的时候，一个可怜虫就会感受到自己的全部可怜之处，而一个具有丰富思想的人只会感觉到自己丰富的思想。……进一步而言，一个人在大自然的级别中所处的位置越高，那他就越孤独，这是根本的，也是必然的。”因此，他将青年人首要学习的第一课，定为“承受孤独”。

进入20世纪，伴随着尼采“上帝已死”的宣判，以及两次世界大战的惨烈与绝望，生活在地球上的人类感受到前所未有的孤独。现代性孤独展现出令人惊叹的复杂性景观，并一跃成为现代主义文学和艺术的重要母题，为无数天才和大师所青睐。对此，我们可以开列一份长长的孤独主题书单：卡夫卡“孤独三部曲”（《城堡》（1914），《审判》（1918），《美国》（1927））、鲁迅《孤独者》（1926）、卡森麦卡勒斯《心是孤独的猎手》（1940）、阿多尼斯《我的孤独是一座花园》（1957）、理查德耶茨《十一种孤独》（1962）、加西亚马尔克斯《百年孤独》（1967）、伊丽莎白毕肖普《唯有孤独恒常如新》（1969）、赫拉巴尔《过于喧嚣的孤独》（1976）、保罗奥斯特《孤独及其所创造的》（1982）……除此之外，我们还可以在爱德华霍珀（Edward Hopper）的几乎每一幅绘画作品中读到“孤独”这一伟大主题。在所有这些作品中，孤独披上了不同的外衣，来注解现代社会中每一个灵魂的孤寂与复杂，正如马尔克斯在《百年孤独》中的慨叹：

生命从来不曾离开过孤独而独立存在。无论是我们出生、我们成长、我们相爱还是我们成功失败，直到最后的最后，孤独犹如影子一样存在于生命一隅。

是的，孤独是如此强大，它在每个人的生命中如影随形。无论是万人狂欢，还是孑然一身，孤独随时可能现身；无论是花样年华，还是谜之不惑，抑或垂垂老矣，孤独似乎从不缺席。花花世界中的男男女女们，每个人身上都深藏着无处安放的孤独。所不同的是，女人总是想方设法掩饰自身的孤独——通过闺蜜，通过婚姻，通过家庭，通过子女……而男人的孤独从来就是如此的赤裸裸。因此，当我们读到米兰昆德拉在《不朽》（1990）中的忧伤告白时，竟生发出了一丝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微妙感觉：

21世纪，人类文明进入了移动互联网时代，一张虚拟的因特网不可思议地将世界各地的人们联结在一起，这看上去像是孤独的终结，但现实却朝着相反的方向行进。“家人在一起，不是交心，而是各自看电脑和手机；朋友聚会，不是叙旧，而是拼命刷新微博、微信；课堂上，老师在讲，学生在网上聊天；会议上，别人在报告，听众在收发信息。”这是美国心理学家雪莉特克尔（Sherry Turkle）在她的著作《群体性孤独》中向我们描述的场景。如今，这类场景几乎每天都在世界的各个角落上演，正如一句俏皮而伤感的流行语所言：“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莫过于我在你身边，你却在低头玩手机”。一言以蔽之，我们“在一起”，却又“各自独处”，道尽了群体性孤独的悖论。

群体性孤独充分彰显了互联网时代人类孤独的吊诡，物理空间的阻隔越来越小，心灵距离的跨度却越来越大，这种孤独不再是离群索居、与世隔绝的形单影只，也不是茕茕孑立、孤苦伶仃的寂寞无助，而是身处人群之中游离的眼神、热闹之中的突然沉默以及狂欢后的伤感和落寞。正是这种“在一起”的特质，让原本单一的孤独发酵为多倍的孤独。无数的社交媒体充斥着无所顾忌的宣泄和满不在乎的言说，却很少有人在倾听。它们在制造了一波又一波短暂的“伪集体狂欢”后，又将个体重新推向孤独和空虚的深渊。于是，当代社会出现了越来越多的“孤独患者”，香港著名歌手陈奕迅在2011年11月11日推出的专辑《？》中就有一首名为《孤独患者》（方大同曲，小寒词）的主打歌，直击当代社会一个个孤独的个体在无人理解却又渴望理解的撕扯中的心灵呐喊。副歌中充满寂寥感的苦涩歌词，伴着Eason张力十足的演唱，令人过耳难忘：

过去的十年间，群体性孤独的全球化蔓延已经演变为非常严重的社会问题，无数人将这种内心的孤独感外化为单身生活的选择。1900年，只有5%的家庭由一个人组成。一百多年后的今天，这个数字演变为1/4的美国人，1/3的英国人，也许是一半的瑞典人。就连我们的近邻日本，这个比例也接近1/3。而在中国——这个全世界范围内最重视家庭价值的国家，单身人口已经超过2.4亿，同时结婚率创下十年来新低。据预测，未来中国单身人口或将超过4亿，如果真是如此，那么我们将是下一个日本。有时，单身是一种明智的选择：一个人以独身来拒绝一段潜在的糟糕婚姻。有时，单身却是一个悲剧：在英国，一百万老年人说他们经常遭受孤独，而其中的大多数人觉得无法向亲友承认自己的困境。有学者曾指出，对非自愿孤独感的焦虑已成为一个重大的政治问题，尤其是在北欧和盎格鲁-撒克逊国家，这些国家的家庭破裂最为严重。

过去五年间，孤独问题在全球范围内达到一个前所未有的高潮。2016年，BBC制作发布了一部关于“孤独时代”的电视纪录片。2017年，美国前卫生局局长维韦克穆尔蒂公开宣布“孤独流行”。2018年初，英国前首相特蕾莎梅任命了人类历史上首位“孤独部长”（体育事务部部长雷西克劳奇兼任英国第一位“孤独部长”），以处理社会中越来越多因孤独而引发的各种问题，她宣称“多达1/5的英国成年人在大部分时间或所有时间都感到孤独”。2018年情人节当天，BBC发起了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针对孤独的调查研究，来自全球各地的55000人参与了这项调查，来分享属于自己的孤独经历。

无独有偶。2021年2月，日本内阁任命了首位“孤独问题担当国务大臣”，并从多个部门抽调人员，专门设立“孤独与孤立对策应对办公室”。在令人恐惧的2020疫情年，日本自杀人数自2009年以来首次上升，达20919人。其中，“妇女孤独”的问题尤其突出，其根本症结，乃是泡沫经济破裂后女性不能再依靠家庭，却又不得不继续面对根深蒂固的职场性别歧视。而更广泛意义上的“孤独问题”，则和“泡沫繁荣”破裂后日本陷入“停滞的20年”，导致普通人越来越“宅”、越来越沉湎于“二次元”、“三次元”和“非直接接触”息息相关，这些都是群体性孤独的典型日式特征。

显而易见，群体性孤独是一种高度异化了的孤独形式，它与四百多年前蒙田所发现和推崇的孤独（将孤独视为一种生命的自由和完整）以及后世无数人视之为创造源泉和动力的孤独相去甚远，后者表征着一种健康乃至勃发的生命形态，前者却是一种需要被治愈的东西，但无论是来自朋友圈的点赞，还是对女主播的打赏，抑或加入时髦的Soul或诸如此类的“社区”，都无法从根本上治愈（甚至是南辕北辙）。这正是人类在孤独问题上所面临的当代悖论：当你一个人独处时，孤独可能消失得无影无踪；而当你置身于一群人的狂欢中，孤独却显得如此深重和彻骨。如今，善于制造“伪集体狂欢”（可用八个字加以概括：造梗玩梗，朝梗夕死）的网络新媒体将这一悖论进一步放大。如何面对和处理互联网时代的群体性孤独，无疑是摆在每一个公民面前的一项重大课题。

诺贝尔文学奖热门人选阿多尼斯作品《风的作品之目录》首个中文全译本近日出版，这是阿多尼斯从自然中采撷的诗情与诗歌精粹，围绕风而展开的关于雨、天空、玫瑰、尘埃、人类等多种意象写就的诗行，自由、灵动而深邃。阿多尼斯唯一指定中文译者、北京外国语大学教授薛庆国直接从阿拉伯语翻译，诗风和诗意都无限接近于原作。

《风的作品之目录》收录了诗人十三首极具代表性的抒情诗歌，书中的每一首诗都像风一样席卷人心，是阿拉伯文学当之无愧的璀璨明珠。阿多尼斯是作品等身的诗人、思想家、文学理论家，在世界诗坛享有盛誉。他对诗歌现代化的积极倡导、对阿拉伯文化的深刻反思，都在阿拉伯文化界产生深远影响。阿多尼斯曾荣获马其顿金冠诗歌奖、法国让·马里奥外国文学奖、意大利格林扎纳·卡佛文学奖、德国歌德文学奖、金藏羚羊国际诗歌奖等数十项国际大奖，一直是诺奖的热门人选。

叙利亚诗人阿多尼斯是近年来诺贝尔文学奖的热门人选。从2005年起，他年年都进入“诺奖”赔率排行榜；2011年，他还曾位居该赔率榜的第一位。2016年诺贝尔文学奖将于今天公布，肯尼亚作家恩古吉瓦提安哥一起入围赔率榜，

阿多尼斯是叙利亚著名诗人，原名阿里艾哈迈德赛义德伊斯比尔。他出生于叙利亚拉塔基亚一个阿拉维派家庭，1955年他因曾参与叙利亚社会民族主义党的活动而被判入狱6个月。1956年出狱后他迁居黎巴嫩。1980年，为了避开黎巴嫩内战而移民巴黎。之后，他改用了一个西式名字，即阿多尼斯。

阿多尼斯是一位著作等身的诗人、思想家、文学理论家、翻译家、画家。其有关诗歌革新与现代化的见解影响深远，并在阿拉伯世界引起很大争论。迄今发表《最初的诗篇》（1957年）、《风中的树叶》（1958年）、《大马士革的米赫亚尔之歌》（1961年）、《风的记忆》（1961年）、《灰烬于玫瑰间的时刻》（1970年）、《这是我的名字》（1971年）、《对应与初始》（1979年）、《迁移之书》（1982年）、《讴歌朦胧的清晰的事物》（1988年）、《身体之初，大海之末》（2000年）、《白昼的头颅，黑夜的肩膀》（2008年）等20多部诗集，并著有《阿拉伯诗歌入门》（1964年）、《戏剧与镜子》（1968年）、《诗歌时代》（1972年）、《稳定与变化》（1975年）、《现代性的震惊》（1980年）、《祈祷和剑》（1993年）等近20种文化、文学论著及部分译著。诗集中译本有《我的孤独是一座花园》。他被认为是“在世的最伟大的诗人之一”，有“阿拉伯的TS艾略特”之称。

关于诺奖，阿多尼斯诚恳地说：“我从不关注诺奖，一切奖，包括诺奖都与我无关“。”无论是诺奖还是别的文学奖项，一切的奖，和诗歌、诗人都没有关系，也没有益处，倒往往会有坏处。因为大奖会让诗人过于不必要地自信。当一位文学家过于自信，就很可能是他的事业终结的开始。”

“我是探索在一条道路上的普通人，这条道路的目的是在物质建设之外，使人们获得自由、尊严和幸福。诗人写作的目的是改变人和世界的关系，首先就是改变词语和事物之间的关系。”

鲁迅文学奖创立于1986年，是中国具有最高荣誉的文学奖之一，旨在奖励优秀中篇小说、短篇小说、报告文学、诗歌、散文杂文、文学理论评论的创作，奖励中外文学作品的翻译，推动中国文学事业的繁荣发展，每4年评选一次大奖。本届共有10部作品获“文学翻译奖”提名，最终共5部作品荣获“文学翻译奖”。

北京外国语大学阿拉伯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阿拉伯文学研究会副会长，阿拉伯大诗人阿多尼斯的主要译者。主要从事阿拉伯现代文学与文化的研究与翻译，著有《阿拉伯文学大花园》等5部著作，并有《桂花》、《我的孤独是一座花园》、《在意义天际的写作》、《来自巴勒斯坦的情人》、《纪伯伦全集》等20部译作。2017年曾获阿拉伯世界最重要翻译大奖——卡塔尔国颁发的“谢赫哈马德翻译与国际谅解奖”。2022年翻译的《风的作品之目录》获第八届鲁迅文学奖“文学翻译奖”。

很高兴，也有点意外。高兴是因为这是很重要的一个国家级大奖，而且是跟我非常崇敬、喜爱的鲁迅的名字联系在一起，对于获奖感到很荣幸。意外是因为，每年中国出版的翻译作品有很多，能从这么多作品中脱颖而出获奖，确实有点意外。这也是中国阿拉伯文学翻译界第一次获此奖。

《风的作品之目录》这部作品篇幅不大，但它在阿多尼斯作品中风格独特。他的很多作品都是比较厚重晦涩的，但这部诗集读起来灵动、优美，呈现阿多尼斯诗歌的另外一面，清新隽永，诗意盎然。

有一次作家格非问我阿多尼斯有没有童心，我觉得阿多尼斯的童心在这本诗集里体现得非常典型。诗人怀着童心、诗心去观察大自然，书写风、雨、雪、太阳、月亮、身体……但作品表现的是饱经沧桑的老人的童心，因而诗中也不乏对时代的思考和批判，体现了他作为一个思想家的深度，诗集在童心之外又富有哲理性和思想性。

我觉得（颁给阿多尼斯）可能性不大，他也一直觉得自己不会获奖。起码有两个原因：首先，在西方，很多人认为他是个“政治错误”的诗人。他是位多重批判者，既批判阿拉伯落后的社会传统和政治现实，也批判统治者，还批判西方的帝国主义和霸权主义，批判所谓的“阿拉伯之春”，尤其是后者，让他在西方和阿拉伯得罪了许多人。

还有，阿多尼斯在国际上、包括汉语世界的呈现还是很不完整的。我翻译的是他比较轻松的诗歌，他的一些力作、长诗，一些理论著作（特别是四大卷的思想史著作《稳定与变化》）等等奠定他一流诗人和思想家地位的作品，都没有翻译成中文，因为难度太大，涉及到阿拉伯文化、历史的方方面面。在其他语种，对他的译介也尚不全面，一些重要诗作和理论作品也因为难度很大而没有翻译。如据我所知，《稳定与变化》仅有印尼语的译本，他的三大卷诗集《书》仅有丹麦语译本。所以，诺奖评委会对他的了解也是很不完整的。总的来说，国际文坛对阿多尼斯的了解仅仅是他诗歌的一部分，对他思想的厚重还不太了解。

推荐理由：可以让人更好、更全面地了解诗人之外的思想家阿多尼斯，也可以更好地了解阿拉伯文化的魅力及一些弊端。

阿多尼斯，原名阿里·艾哈迈德·赛义德·伊斯伯尔，1930年生于叙利亚海边一个叫卡萨宾的小村庄。1948年，读中学的他开始以“阿多尼斯”为笔名发表诗作。希腊神话中，阿多尼斯是爱神和冥神都着迷的美少年，也是叙利亚国王之子。上溯到高古，这个词来自古黎巴嫩一条叫做“阿多尼”的河流。“这笔名显示出阿拉伯与西方长期相互影响，而我们现在却要分这是东方还是西方。我高兴的是，我106岁高龄的母亲现在也叫我阿多尼斯，而不叫我原名。”

1956年阿多尼斯移居黎巴嫩，20世纪80年代起长期在欧美讲学、写作，现定居巴黎。他迄今共创作了50余部作品，包括诗集、文学与文化评论、散文、译著等。他曾荣获布鲁塞尔国际诗歌奖、土耳其希克梅特文学奖、法国让·马里奥外国文学奖和马克思·雅各布外国图书奖、意大利诺尼诺诗歌奖和格林扎纳·卡佛文学奖，以及德国歌德奖等国际大奖。爱德华·萨义德称他为“当今最大胆、最引人瞩目的阿拉伯诗人”。

事实上，直到13岁少年阿里都还没有机会进学堂，“我从小就要帮父亲干活，摘果子、种地。”有一天，阿里困倦得在树下睡着了，“梦中我作了首诗，献给叙利亚独立后共和国的第一任总统。总统很欣赏，说：‘孩子，我能为你做点什么？’我就跟他说，‘我想进学校，我想学习。’”

这个梦在他14岁时惊人地变为现实，与梦中情形如出一辙。当时叙利亚总统在阿里的家乡附近巡视，少年阿里吟诵了一首自己创作的爱国诗歌，总统大为赏识，当场允诺由国家资助他就读。

阿多尼斯坚持用母语阿拉伯语来写作，在他看来，这是对母语忠诚的一种表达。“人只有一个母亲，但是人可能有好几个父亲，母语是与自己身体贴得最近的语言，只有母语才能是诗人创作的语言。今天阿拉伯国家已经堕落，而且面临着很多危险。因此我坚持要用阿拉伯语写作，并且我要用巅峰时的美好的阿拉伯语来写，以表示对阿拉伯语之美的忠诚，以反抗文化和语言的堕落。”

阿多尼斯对阿拉伯社会文化的批判尖锐且激烈，具有振聋发聩、惊世骇俗的效应。他在诗歌中说：“小草在狂风面前低头，但它决不听从狂风的话语。”正是这些激烈的批判与呐喊，在阿拉伯当代文化的死水中激起漪澜，让人们看到了阿拉伯文化变革与新生的希望。

“当哲学沉默，当科学陷入迷茫，当一切知识都因为不能解决人类面临的问题而默不做声，艺术，尤其是诗歌，仍然对存在的未知有话要说。所以，诗歌，是所有的言说者都陷入沉默时的唯一言说者”。

《在意义天际的写作（阿多尼斯文选）》是阿多尼斯的第一部中文版文集，有诗歌，有散文，有杂文……他用他的语言表达了叙利亚民众对自由的渴望和呼唤。

“阿拉伯语是我的语言，是我人类和文化归属的语言，它是那个所在的轴心，是它的土壤，是天际，是意义的要素，是反叛的空间和自由的天空。祖国消融于，存在于流亡地之中，流亡地消融于，栖身于祖国之中”。

全书由一篇引言和三辑正文组成，包括论阿拉伯文化与现实、谈诗论艺、抒情短章、游历纪行等几部分。第一辑收论文13篇。话题聚焦于新世纪以来，美国式全球化潮流与阿拉伯国家和阿拉伯文化间日趋紧张、复杂的热点争端和观念探讨；第二辑收诗论9篇，文笔轻灵雅致，幽微的创作经验谈和宏阔的理论阐发交相映衬，读之令人产生索其诗作以求印证的兴致；第三辑收文9篇，有散文诗、诗和散文几种体例分别独立和交互穿插的不同表现。对中国读者来说，这辑中最觉亲切的，一定是篇幅最长的那篇美文《北京与上海之行：云翳泼下中国的墨汁》。

薄暮时分，黄浦江畔，水泥变成了一条丝带，连接着沥青与云彩，连接着东方的肚脐与西方的双唇 。

金茂大厦正对天空朗诵自己的诗篇。雾霭，如同一袭透明的轻纱，从楼群的头顶垂下。天空叠足而坐，一只手搭在西藏的肩头，一只手搂着纽约的腰肢。

外滩人行道上，妇女们一个个闪亮而过，用她们的睫毛，抓住时间，狩猎距离的飞鸟。

我打量着，看宇宙之蛹如何破茧而出，如何在机械的周围伸展身子。而操纵着机械的，是一个并非来自现实、也非来自神话的神灵，它来自另一个创世的伤口，另一个幽冥的所在。

在天际，有一个声音在低语：“人啊，你弯曲的脊梁，是劈开世界的另一道深渊。”

此刻，我可以道一声“再见”了，然后返回人民广场的国际饭店，将我的头埋进痛苦之被褥。这痛苦，如阿拉伯人一样，也如同宇宙——这个抽泣得几乎窒息的儿童——一样。

没有谕示。然而，生命一定要长有翅膀，翅膀一定要在语言的怀中扑扇。可是，别了，上海，如果我未曾再一次将你造访，我担心人们会说：

不知道有多少人，最近几年曾多次翻开过阿多尼斯的诗选，然后又合上，放在了一旁。但是，如果你没有合上书，而是开始读他，或者重读他，相信你会有新的发现！

北京外国语大学，《北外学者薛庆国、许小凡荣获第八届鲁迅文学奖文学翻译奖》

3月1日，“描绘爱——卢浮宫藏品展”在日本国立新美术馆开展，展览从卢浮宫藏品中精心挑选出了 73 幅以“爱”为主题的画作，作品年代跨越16世纪至19世纪中期，重点展示了欧洲画家在绘画艺术中探索对“爱”的表现，以及对“爱”的理解。重点展品包括弗朗索瓦·布歇《丘比特的目标》、安托万·华托《宁芙与萨堤尔》、萨索费拉托《沉睡的婴儿耶稣》及弗朗索瓦·热拉尔《丘比特与普塞克》等。

欧洲世界的文化可以追溯到两大源头：古希腊罗马和基督教。 文艺复兴以后，西方画家一方面取材于古代神话，另一方面取材于圣经和圣徒传，以多种方式在绘画中表达爱情的复杂情感。 展览开始的几幅画作，介绍了这两种文化中爱情开始的象征性表现。

在神话中，被爱神之箭射中的人会立即爱上所见之人。 也就是说，通过“看见”，爱——欲望就被唤起。 在描绘神注视着毫无防备睡着的爱人的画作中，我们可以从“凝视”中找到欲望的表达。 安托万·华托（Antoine Watteau）的《宁芙与萨堤尔》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希腊神话中的爱神埃罗斯Eros，在罗马神话中被称为Cupid，或者是Amor，意思是爱，被认为是命中注定诞生的。弗朗索瓦·布歇（François Boucher） 的《丘比特的目标》描绘了爱情诞生的那一刻。

在希腊和罗马神话中，爱情与占有所爱之人的身体和灵魂的强烈愿望有关。坠入爱河的人，无论是神还是人，都会采取行动拉拢对方，这些绘画中描绘了不同性别的不同策略。 对于男人来说，它使用的是体力——暴力。 在神话画作中，常见如塞巴斯蒂亚诺·孔卡（Sebastiano Conca）描绘的男性追逐女性或强行带走女性的场景。自文艺复兴以来，希腊和罗马神话中的男神绑架女人的情节已成为神话绘画的主要题材。 在这些场景中，我们可以读到一个男人想要用自己的体力去争取心爱之人的表现。18世纪的意大利画家塞巴斯蒂亚诺·孔卡描绘了北风之神波雷阿斯强行绑架在河边与仙女嬉戏的公主奥雷西亚的场景。 北风之神波雷阿斯以白发老者的形态拥抱着奥雷西亚洁白柔软的身体，张开双翼飞翔而去。

另一方面，对于女性来说，就像在17 世纪意大利画家多梅尼奇诺（Domenichino）的作品中一样，主题往往是外在美、性魅力，或者使用魔法或巫术引诱男人的主题。意大利诗人托克托·塔索写过一部史诗《解放耶路撒冷》，描述了基督教骑士在第一次十字军东征（11世纪末）期间从异教徒手中夺回圣地耶路撒冷的冒险经历。其中，骑士里纳尔多与女巫阿尔米达的爱情故事广为流传，在17世纪时常被绘成画作。 本应杀死仇人里纳尔多的阿尔米达爱上了他，她用魔力绑架了里纳尔多，并将他带回了宫殿。

多梅尼奇诺的作品《里纳尔多和阿尔米达》描绘了一对在花园树荫下热恋的情侣，俯瞰远处的宫殿。 爱神Amor（丘比特）四处散落，强调爱的激情。 在画面左上角，在绿色灌木丛之外，可以看到两名骑士正在寻找里纳尔多。

爱情女神维纳斯与英俊少年阿多尼斯之间的爱情悲剧，是文艺复兴后西方绘画最流行的题材之一。 阿多尼斯不顾维纳斯的担忧，进行了一次危险的狩猎，结果被一头野猪杀死。 16世纪意大利威尼斯画派画家丁托列托（Tintoretto）的这幅《阿多尼斯之死》将悲惨结局形象化，丁托列托善于通过多视点强化透视效果，营造戏剧化构图。这幅作品的中心是死去的阿多尼斯，旁边是失去知觉的维纳斯。 三位女神中的两位分别支撑着阿多尼斯和维纳斯的身体，而第三位拿着一块布准备盖住着他们。 在背景中，三个小阿莫尔（爱神丘比特）正用箭射向这头悲惨的野猪。

亲子之爱，在基督教对爱的理解方式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16世纪，新教改革运动不允许在祈祷中使用圣徒的绘画和雕塑，但试图迎头赶上的罗马天主教堂却鼓励使用。 在这种趋势下，以圣母玛利亚和婴儿耶稣为中心的“神圣家族”的画作开始被频繁地描绘。 人们在这些作品中找到了亲子之爱的典范，强化了家庭价值感。

如果说“神圣家族”承载着基督教之爱温柔的一面，那么“受难”或“受难”的主题则承载着其严酷的一面。 父神接受了儿子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以拯救人类的最终牺牲， 从这个意义上说，钉十字架的主题与上帝对人的爱有关。 在描绘圣徒殉道的绘画中，我们也可以看到牺牲的方面，愿意为上帝的爱而忍受痛苦和死亡。

在17世纪意大利画家萨索费拉托（Sassoferrato）的《沉睡的婴儿耶稣》中，圣母玛利亚轻轻地把婴儿耶稣抱在怀里，凝视着他纯洁的睡脸。 玛利亚的脸上带着淡淡的悲伤，似乎在想着自己孩子的命运，他最终会被钉在十字架上，为人类赎罪，失去生命。 自文艺复兴以来，圣母抱着熟睡婴儿的形象经常被描绘成对基督受难的暗示。萨索费拉托以这一题材广受欢迎，画作唤起了信徒的柔情，坚定了信仰。

古代神话中的爱情故事一直是西方绘画的普遍主题，但另一方面，在 17 世纪的荷兰和 18 世纪的法国，画家们正在积极描绘生活在现实世界中的爱情。在荷兰风俗画中，展现了不分社会地位或年龄的男女之爱，酒吧里的普通男女相遇，谈情说爱的青年男女，整洁的房间里一起演奏音乐的上流社会…… 荷兰画家生动地描绘了这些场景，仿佛它们是现实的切片，同时使用象征性的手势和图案巧妙地传达了的寓言。

乍看之下，17 世纪荷兰画家霍赫斯特拉滕（Samuel van Hoogstraten）的《房间拖鞋》似乎与爱情无关，但却是一部能让我们充分享受这种暗示性表达的魅力的作品。这幅描绘荷兰公民住宅内部的作品，巧妙地将我们的目光引向了画面空间的深处。门口一排三个房间，却不见住户，给人一种奇怪的感觉。但如果仔细观察，会注意到散落在地板上的房间拖鞋，好像是匆忙扔掉的。 此外，钥匙仍插在后门的锁中。 这所房子的女主人是不是放弃了她应该做的事情，在爱的诱惑下投降了？ 隐秘的情欲与原始的画面构图相结合，引起了观者的好奇。

18世纪的法国，经常描绘上流社会男女相遇相爱的浪漫优雅场景。 在这股潮流中，活跃于18世纪后半叶的弗拉戈纳尔（Jean Honore Fragonard）的代表作《门栓》以其优雅、充满张力和而脱颖而出。一对男女在昏暗的卧室里，被聚光灯一样的强光照亮。 被激情和欲望驱使的女人试图拒绝男人的邀请，但在他锁上门的那一刻就放弃了。 她的表情既有困惑，也有欣愉，似乎在一瞬间反映了她心灵的微妙运动。 画面上到处都是象征爱情行为的东西，例如门栓、花瓶和玫瑰花以及凌乱的床。 另一方面，桌上的苹果让我们想起了人类第一个女人夏娃的诱惑和原罪。

在18世纪后半叶，公然强调女性性吸引力的画作开始流行，如布歇（Francois Boucher）的《棕发宫女》，主要是为私人收藏家创作的。一个皮肤白里透红的女人趴在当时被称为土耳其风格的沙发上，用俏皮的眼神回望，引人遐想。

另一方面，18世纪下半叶也是一个婚姻家庭观念因启蒙运动的发展和资产阶级核心化而发生变化的时代。 夫妻之间的爱情和对孩子的关怀等情感纽带开始受到尊重，画家们热衷于创作描绘夫妻和家庭理想关系的肖像画，以及以婚姻为中心的绘画。法国画家纪尧姆·博迪尼埃在27岁时造访意大利，被当地人的风俗习惯深深吸引。 这幅画描绘了罗马附近阿尔巴诺的一个富裕农民家庭，这里正在举行婚约缔结仪式。 在美丽的山峦映衬下，公证人专心致志地起草合同，待嫁的新人在他面前相对而坐。 男人专注地看着自己的未婚妻，而打扮漂亮的女孩则害羞地低下了头。 一旁，母亲轻轻拉着女儿的手，而身后的父亲望向女仆准备的酒席。 在各种“爱”时隐时现的欢快温馨的场景中，可以感受到画家对所描绘人物的深情。

随着1789年法国大革命的爆发，等级制度在法国社会被冲破。18世纪末，纯朴的年轻人在原始自然中发展出爱情的浪漫田园爱情故事在文艺界流行起来。新古典主义画家弗朗索瓦·热拉尔（François Gérard ）的杰作《丘比特与普塞克》捕捉了当代对纯真爱情的兴趣，在美丽的田园风光中，呈现了青春期恋人转瞬即逝的形象。

《弗朗西斯卡·达·里米尼和保罗·马拉泰斯塔的影子出现在但丁与维吉尔面前》，阿里·谢弗，1855年

14世纪意大利诗人但丁的史诗《神曲》在19世纪上半叶浪漫主义时期的法国风靡一时，其中《地狱》中出现的保罗与弗朗西斯卡的悲情爱情尤为受到人们的欢迎。在古罗马诗人维吉尔的引导下，因私情而被定罪的但丁，遇到了永远漂泊在地狱的保罗和弗朗西斯卡的鬼魂。 拉文纳领主之女弗朗西斯卡与里米尼领主政治联姻，却爱上了丈夫的弟弟保罗，被嫉妒的丈夫用匕首刺死。 浪漫主义画家阿里·谢弗（Ary Scheffer）戏剧性地将保罗和弗朗西斯卡性感的裸体斜对放置。 两人黯然闭上双眼，阴风呼啸，两人紧紧相拥。 画面右侧，维吉尔和但丁陷入了沉思。

在新古典主义绘画中，男性裸体的理想美，是与雌雄同体、刚刚成熟的青少年联系在一起的。克劳德-玛丽·杜布夫 (Claude-Marie Dubuffe)的《阿波罗与西帕里修斯》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阿波罗与美少年西帕里修斯之间的爱情神线 世纪的法国新古典主义艺术中，西帕里修斯不小心用标枪杀死了他心爱的雄鹿，他失去了生存的意志，并因祈求众神永远哀悼而变成了一棵柏树。在《阿波罗与西帕里修斯》中，西帕里修斯的头靠在一只雄鹿身上，由弯腰的阿波罗轻轻支撑。西帕里修斯优美的裸体，内敛的肌肉凹凸不平，给人一种雌雄同体的印象，但对于当时的人们来说，这可能是介于儿童和成人之间的青少年理想的身体表现。

南方日报讯 （记者/宋金绪 见习记者/徐佩雯）18日，由《诗歌与人》杂志主办的第十三届“诗歌与人·国际诗歌奖”颁奖典礼在广州举行。本次诗歌奖受奖人为叙利亚诗人阿多尼斯及澳大利亚诗人莱斯·马雷共享，阿多尼斯亲自到广州领奖，而莱斯·马雷则通过视频与读者见面。

阿多尼斯是叙利亚著名诗人，也是近十余年的诺贝尔文学奖获奖热门人选。本次参加颁奖仪式是阿多尼斯首次来广州，今年88岁的阿多尼斯精神矍铄，颁奖仪式前，他还亲手种下了一棵桂花树，他笑称，这棵树让他和中国和广州建立了一种更为亲密的联系。

“诗歌与人·国际诗歌奖”原名“诗歌与人·诗人奖”，由广东籍诗人黄礼孩于2005年创立，今年已是第十三届。颁奖典礼上，本届诗歌奖的另一位受奖人莱斯·马雷是澳大利亚最有影响力的诗人，本次诗歌奖也将这位中国诗歌界相对陌生的诗人进一步引入中国。莱斯·马雷通过视频表示，该奖项是他在中国获得的第一个诗歌奖，他认为中国诗歌的历史源远流长，中国的年轻诗人能够从中获得诗意的滋养。返回搜狐，查看更多